[文学] 《望溪先生文集》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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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7 | 回复0 | 2024-10-27 16:07:2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《望溪先生文集》是一部清代文别集。方苞著。方苞文集,最早由其门人王兆符在雍正元年(1723)辑集,未刊行。此后友人顾琮亦辑集方苞文另为一集,时在乾隆五年(1740),亦未刊行。乾隆十一年(1746),方苞另一门人程崟又合王、顾二家所编文集,增加一些近稿,辑成《望溪先生文偶抄》,不分卷,以文体为序,收文280余篇,由方氏抗希堂刊印。因刻印过程中,编者或有增删,故传本收文小有出入,在381篇至384篇之间。嘉庆十七年(1812),抗希堂又刊《方望溪先生文外集》1卷,由方苞曾孙方传贵所辑,收文52篇,与前集间有重复。上述两种集子均收入《抗希堂十六种》。此外尚有《方望溪未刻集》、《方望溪逸集》、《望溪奏议》等。咸丰元年(1851),戴钧衡重新整理方苞文集,即以《望溪先生文偶抄》为底本,另辑方传贵所编《方望溪先生文外集》及其他辑本《奏议》、遗文佚诗等,合成《望溪先生集外文》10卷,随后又补编《望溪集外文补遗》2卷,后附苏惇元所撰年谱2卷、《望溪文编年目》1卷,此即咸丰元年至二年(1851-1852)所刊《望溪先生文集》。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刘季高校点《方苞集》,纳入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》,分上、下二册,全书即用戴钧衡整理本为底本。此外,戴编本还有清末江宁书局刻本、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,《四部备要》 排印本等。戴编本问世以后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又出现孙葆田 《山渊阁丛刊》本 《望溪文集补遗》1卷; 民国十八年 (1929),刘声木又辑 《直介堂丛刻初编》本 《望溪文集再续补遗》4卷、《三续补遗》3卷,二本皆有参考价值,可补戴编本之阙。方苞集的版本还有 《望溪集》8卷,有 《四库全书》抄本;《重订方望溪先生全稿》,又名《抗希堂稿》;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评点本 《方望溪集》。

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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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  方苞(1668-1749),字凤九,一字灵皋,号望溪,桐城(今属安徽)人。康熙四十五年(1706)进士,5年后以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牵连入狱。赦出,隶汉军旗籍,入直南书房,充武英殿修书总裁,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礼部右侍郎、经史馆总裁。他是清代散文家,开创桐城派,著作已见上述。

          《望溪先生文集》18卷,计读经1卷、读子史1卷、论说1卷、序1卷、书后题跋1卷、书1卷、赠送序、寿序1卷、传1卷、纪事1卷、墓志铭2卷、墓表碑碣2卷、记1卷、颂铭1卷、哀辞、祭文1卷、家训、家传等1卷、杂文1卷,共收文384篇。《集外文》10卷,计奏札2卷、议1卷、序跋1卷、书1卷、纪事1卷、墓表、墓志铭1卷、论传、杂文等1卷、哀辞、赋、诗等1卷,其中诗为15首,又尺牍1卷,共收文182篇。《集外文补遗》2卷,共收书后、书及哀词等27篇。卷后附方苞年谱与 《文目编年》等。

          方苞论文主张 “义法”,《文集》卷2《又书货殖传后》云: “《春秋》之制义法,自太史公发之,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。义即 《易》之所谓 ‘言有物’也,法即 《易》之所谓 ‘言有序’也。义以为经而法纬之,然后为成体之文。”这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上提出了桐城派的论文宗旨。在文章内容上,方苞主张宋元理学所强调的圣道伦常,而在文章风格上他强调 “雅洁”,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。

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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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  在散文写作实践中,方苞的一些记事、抒情之作较好地体现了桐城派的文章风格,如卷9 《左忠毅公逸事》记述了左光斗临危不惧、威武不屈的斗争气概,特别是对史可法探监一场的描写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,呼之欲出;文字简洁流畅,不枝不蔓,极富感染力。此外如 《送左未生序》、《白云先生传》、《田间先生墓表》、《汤司空逸事》等文章也内容充实,文字雅洁,均可一读。《集外文》卷6 《狱中杂记》是一篇现实性较强的作品,文中选择几件较为典型的事例,反映了清代司法制度的混乱和监狱中的暗无天日与惨无人道。行刑的刽子手甚至对于死囚犯也要最后敲诈一下:“凡死刑狱上,行刑者先俟于门外,使其党入索财物,名曰斯罗,富者就其戚属,贫则面语之。其极刑,曰: ‘顺我,即先刺心,否则四支解尽,心犹不死。’其绞缢,曰: ‘顺我,始缢即气绝,否则三缢加别械,然后得死。’唯大辟无可要,然犹质其首。”这些怵目惊心的场面,被作者用简洁平静的语言叙述出来,更觉阴森可怖,是作者集中的上乘之作。此外如 《请备荒政兼修地治札子》、《查慎行墓志铭》也较有现实意义。

          对于方苞的散文,后世有许多评价,誉之者云:“宋以后,无此清深峻洁文心;唐以前,无此淳实精渊理路。”(王源《评读仪礼》)袁枚则说: “一代正宗才力薄,望溪文集阮亭诗。”(《仿元遗山论诗》)对方苞散文有“才薄”之讥。对于桐城文派的政治态度及其与统治者的关系问题、桐城派“以时文为古文,以古文为时文”的问题等,50年代以后,学界曾有过讨论,这也左右了对方苞论文主张及散文作品的详价。如何正确评价方苞的文集,是一个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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